“一千個觀眾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將此話運用于翻譯領域,可以說“一千個譯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譯即易,重慶翻譯公司翻譯以語言的變易為主要特征,但對于不同體裁的作品,不同的譯者翻譯的審美觀念不同,變易的方法與變易的程度不同,翻譯的效果和譯作達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譯者把作品從一國語言轉變成為另一國語言,可以使相解,即溝通和理解,可以使相悅,即給人以審美的愉悅,也可以使相誤,即使讀者產生隔膜和發生誤會。
一、翻譯的標準
關于翻譯的標準問題,著名學者嚴復曾提出“信、達、雅”的標準。在這三個標準中,“達”和“雅”都因為諸多條件的限制而在實際的翻譯中無法很好地實現,而“信”或者叫做“忠實”是最主要的方面。它是指用一種語言(Target Language,TL)表達另一種語言(Source Language,SL)時保持對原文的對等(equivalence)。忠實性內涵包括以下兩個方面:形式上的忠實(formal equivalence),它是指從形式上考慮,為了使表達再現信息(reproduced message)的TL與表達信息的SL形式相似,力求做到詞之對應,結構比喻與原作相似。其二是意義上的忠實(equivalence in terms of meaning)。它要求譯文的思想內容與原文一致,在意義上沒有增刪更改現象。傳統的觀念認為翻譯的首要即為“信”,就翻譯的哲學而言,以“信”為本,是中國翻譯思想的主流。在中國,傳統的翻譯思想產生于漢代以后的譯經活動,因為譯的是“天書天語”,譯者的態度很虔誠,所以“信”字當頭。長期以來,求“信”求“同”成為中國翻譯理論的基本原則。在忠實和創造之間,人們更看重的是忠實,久而久之中國特有的翻譯文化就因此形成了。
二、翻譯差異存在的原因
翻譯作品,忠實是一項重要的指導原則,但絕對的忠實在翻譯實踐中是很難做到的。任何翻譯都會和原文存在著一些差距(尤其是一些古詩詞的翻譯)。這是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歸納起來有三點。
1.SL與TL本身的差異。
不同的語言有很大的差異性,包括語音、拼寫、語法等方面。在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語言方式和習慣的不同,包括用詞不同、比喻不同、聯想不同等。由于這些差異,在翻譯時很難,甚至根本不可能將原文信息所表達的內容和思想感情完全毫厘不差地移植到譯文信息中去,所以原文和譯文不可能完全一樣。
2.文化傳統背景的差異。
所謂翻譯,無非是通過一種語言轉達另一種語言的文化信息,可以說任何翻譯都離不開文化。歷來有經驗的譯者或翻譯研究者都比較注意文化和翻譯的關系。王佐良說:“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人們說:他必須掌握兩種語言,確實如此;但是如果不了解語言當中的社會文化;誰也無法掌握語言。”(《翻譯通訊》,1984:1)譚載喜說:“翻譯中有對原文意思的理解,遠遠不是單純的語言理解問題。語言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它受著文化的影響和制約……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對某段文字的正確理解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對有關文化的了解。”對于譯者來說,沒有對兩種文化的對比知識就無從談起對語言文字的正確理解和表達。為了使譯文讀者得到和原文讀者基本相同的文化信息,在翻譯中遇到兩種文化差異特別大時,譯者就要仔細地在譯文文化中尋找相對應的表達方式,作出各種必要的轉換,創造性地進行翻譯實踐。如漢語中的“天生有福”,到了俄國人口中變成了“穿著襯衣生下來的”,在英國人那里成了“生來嘴里就含著一把銀勺(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德國人則說“梳好了頭再出生”。又如不少語言中都有許多以動物為內容或作比喻的習語,但同一種動物在不同的語言含義中是互不相同的。例如,“fox”一詞的本意是狐貍。西方人認為狐貍是一種可愛聰明的動物,所以在英語中,用fox一詞來形容人是指人的聰明機靈。而在中國,人們認為狐貍是一種狡猾陰險的動物,所以人們在使用狐貍一詞時,多指人“狡猾陰險”,這正是由于文化傳統背景的差異所造成的信息接收產生偏差,從而有可能導致翻譯的不忠實。又如英語國家有愛狗的傳統,中國人卻崇敬龍,中英人民對于這兩種動物的心理反應是完全不相同的,這體現在術語中時,要求翻譯必須進行適當的轉換,如:
1)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lead a dog life
2)望子成龍:long to see one’s son succeed in life
long to see one’s son become a dragon(i.e.with success in the world)
例2)中的兩條英譯一為意譯,二為直譯,但在直譯中仍加了意譯或解釋,這一增加是必不可少的。因為“dragon”在英美人的印象中是可怕的。根據他們所熟悉的《圣經》,“dragon”是罪惡的象征,而在中國人心目中,“龍”是權力的象征。
3.民族心理特征的差異。
各個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傳統,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狀態,西方人寫作時風格直率、坦誠、不繞彎子,這也與他們豁達的性格有關。而中國人則偏向于細膩委婉的風格,作品耐人尋味,因而在翻譯時要把兩種不同的心理特征融合起來并不容易。不同文化的人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有很多不同,翻譯時也要作等值意義的轉換。如英語民族的人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在城市,見面時喜歡談天氣,如“Lovely weather,isn’t it?”之類的話,漢語譯成“你好!”未嘗不可。因為根據英美習慣,天氣之類的談話無非是最普通不過的見面語。同樣,在我國早有“民以食為天”這一吃飯問題的最大理想,因而吃飯問題也就成為經常掛在口頭的話題。人們見面時喜歡說“吃過了嗎?”,也有村民在村頭田間遠遠看見路過的人會說“吸煙吧”或者“喝茶吧”之類的話。在多數情況下,說話人并不關心別人是否吃了飯或喝不喝茶,而只是作為一種打招呼寒暄的功能而已。中國人聽到這些話也只是回答“吃了”或“不了不了”,實際上是實現一種交際的功能,表示謝謝說話人的關懷或者熱情。對于此類語言,英文只需譯為“A:How do you do?B:How do you do?”或者“A:Hi!B:Hi!”就行了。如果將A的問話改成“Have you had a meal?”,如果被問者是英語民族的人,他心理上的反應是“Yes,I have.”或“No,I haven’t.”,甚至是“Do you mean to invite me to have a dinner together?”由于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漢語中所出現的很多圍繞“吃飯”問題的詞語,在英語中很難找到字面對應的表達法,對于“飯桶”、“吃不開”、“吃不了兜著走”、“吃不消”、“吃不住”、“吃老本”、“吃軟不吃硬”、“吃閑飯”和“吃香”這一系列說法只能意譯為:good for nothing,be unpopular,land oneself in serious trouble,be unable to stand,be unable to bear or support,live off one’s past gains,be open to persuasion,but not to coercion,lead an idle life,be very popular等才能基本傳遞原文的含義,盡管沒有一條譯文用“eat”一詞。雖然英語也有“He has taken the bread out of mouth.”,但如果譯成“他從我的嘴里拿去了面包”卻不如“他砸了我的飯碗”好。因為原文的真正含義是“他搶走了我的工作”或“他斷了我謀生的路”。 三、翻譯的創造性
以上三點說明了在實際翻譯過程,做到絕對的忠實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注重翻譯忠實性的同時,翻譯的創造性也應該被關注。翻譯采用的文學藝術手段,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和創造性。若對于翻譯過程加以剖析,一般可以分為理解和重新表述兩個階段,僅在理解階段,不同的譯者已經可能對文本產生不同的理解。至于對原文風格的把握,個人切入的角度不同,感覺更可能會相差十萬八千里。而在重新表述階段,受到目的語表達手段的限制及翻譯主體語言能力、認知、喜好的影響,譯文風格千人千面當然不足為奇。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既是原作藝術美的欣賞和接收者,同時又是它的表現者。從欣賞到表現,有一個重要環節,即譯者的審美再創造,或者叫心靈上再創造,情感形式的再創造,這種再創造的關鍵是要抓住蘊含在原作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此基礎上不妨甩開原文形式,選用最佳的詞句結構、表現手法,不僅僅把原文的內容,還包括情感、意境、韻味和風格重新表達出來。例如,英國詩人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ergerald)譯波斯詩人沃瑪(Omar Khayyam)的“魯拜集”(Rubaiyat),他不拘泥于原詩的詞句,而是吸收靈感再創作。既有英國詩的音韻之美,又傳達了原詩的意境,堪稱一絕。
需要指出的是,絕對的忠實的不可能性并不是鼓勵譯者在翻譯時像脫韁的野馬,放縱自己的思想。“忠實”仍然是翻譯必須遵從的一條基本原則,它像一條鎖鏈一樣束縛著譯者,譯者是戴著鎖鏈去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去追求表現的自由的。譯者的創造只能在原作的基礎上進行,脫離了原作的創作是借體寄生的創作,超出了翻譯活動的范疇,而且成熟的譯者在翻譯中并不感到束縛。正如聞一多先生在論詩詞格律時所說:“越是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著腳鐐才能跳得痛快,只有不會跳舞的人才怪腳鐐礙事。”理想的譯者應該是“全知型”的讀者,是具有創造力的作者:一方面,他不能僅憑著一兩分感覺就胡亂操刀,妄圖把譯文變成自己的領地;另一方面,他也不能亦步亦趨,以“復制”為自己為最終目的。任何復制品都是毫無生命力可言的。作為原作在另一個時空中的延續,譯者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翻譯中所處的位置。翻譯的最終目的要求譯者盡量束縛自己過分個人化且與原作有所沖突的行文方式,“戴銬”跳出優美的舞蹈。錢鐘書先生曾說:“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為另一國文字,既不能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入于‘化’。十七世紀有人贊美這種造詣的翻譯,比作原作的投胎轉世,軀殼換了一個,而精神姿質依然故我。換句話說,譯本對原作忠實得以至于讀起來不像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會讀起來像經過翻譯似的。”
四、結語
中國傳統翻譯理論里所強調的“忠實”,在一些當代學者的解讀中被誤解了,以為忠實可以代替一切。其實忠實僅僅是再創造的基礎,忠實的譯文并不等于完美的譯文。“忠實”是譯者的態度,或者是一種愿望。翻譯和創作一樣不僅需要態度和愿望,更需要的是審美力和創造力。翻譯作為文學文本的一種生成的一種形式,不是對原作的刻意模仿或嚴格再現,而是一種無意識(或有意識)的轉化。富有創造力的譯者,應該有意識地保持一種超越的氣勢,同原作保持一定的距離,在忠實于原作的基礎上創造美的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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